WAJDA ANDRZEJ 《灰烬与钻石》
波兰导演华依达(1927--- ),生于波兰的国际大导演,从影50年,其一生经历了波兰近50年来的重大变革,见证从二战残灰中重生的波兰,动乱中的70,80年代以及混乱的团结工会时代。其作品一再体现时代嬗变的多样面貌,并赋予历史新的意义。
代表作:58年《灰烬与钻石》、57年《下水道》、77年《大理石人》、81年《波兰铁人》、82年《丹顿事件》、83年《柏林之恋》、及87年《附魔者》等等
《灰烬与钻石》是其战争三部曲的首部,获得当年“英国电影学院评论大奖”,也被列入世界世纪最佳百部电影之列。
导演在《魔法师的宝典——导演理念的构思与透视》一书中谈到:
在过往30年间,世界已经完全改变,对冷战的持续恐慌使我们对其它民族的情况更为关注,因为在随时随地可能爆发局部战争的威胁下,我们的生活与别人的所为所不为密切相关….如果你想了解别的国家,还有比亲眼所见来得更深切吗?我们电影工作者,正可经由我们的取材及影象将不为大多数人了解的遥远国度呈现眼前。二战后,我们对外界的视野主要来自美国片。经过《忠勇之家》我们体会到英国对法西斯的抵抗;经过《桂河大桥》我们见识了日本法西斯的残忍;经过《纽伦堡审判》我们看见德国战后的景象,水而罗塞里尼的《不设防的城市》雷尼.克来曼的《铁路英列传》则开启了对战争的另一种视窗,使我们得以从全新的角度看待战争。在此,战争不是好莱坞式的复制现实。而是在罪行现场的逼真面貌。
《下水道》和《灰烬与钻石》正是以世界电影新生国家之发言者状态而面世,和罗塞里尼一样为时代留下记录。当时,我们无法和法国与意大利电影业相比,他们享有充足的经验,我们的演员则不为人知。虽然有种种缺失,他们作为目击证人的地位,是货真价实的。
许多国家都在期待“本土电影的出现”,以呈现本国特有的生活情绪:快乐,冲突及关注。
许多掌故、桌边随心之语、报纸上的琐事,甚至尼在街上听到的只言片语都可能具有悲剧性,但前提是你必须从这些片段中萃取出其深意,找出真正的英雄,同时决定叙事者将持的观点。《灰烬与钻石》影片中的主角不是原著中的主角党书记 茨祖卡,而是破坏分子马齐克,为何如此?因为茨祖卡的理念只有通过马齐克体现。
在原著中,故事进行的时间是1945年5月的某两个星期,但电影中被压缩成24小时多一点:一天、一夜及第二天的清晨。当时的想法是将现场放在大战的\最后一夜及和平来临的第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希望的情景,随后发生的事情却使个人的希望崩溃,这整个安排会使观众受到意外地震慑。
对话的艺术
年轻时,电影中的对话被认为是必要之恶,只要你觉得无法用影象表达时,就插入一段对话。这许多年来,人们总是一再地向我们抱怨波兰电影中的对话有多糟——不幸的是,他们说对了。或者应该说,波兰演员在银幕上说话时多么拙劣—— 他们又说对了。今天,情况全变了,波兰电影已和其他国家电影一般滔滔雄辩。巴扬(FILIP BAJON)、贺兰(AGNIESZKA HOLLAND)、奇斯劳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赞努西(KRZYSTOF ZANUSSI)、马杰斯基(WOJCIECH MARCZEWSKI)等导演在处理\自己的片子中的对话时,心中总是随时考虑着影片的情节、角色特质及将在电影中说这些话的演员。正是经由这些波兰电影工作者的努力,现在大家对波兰语的对话已不再感到刺耳了。先前的排斥心理源自传统上电影几乎不用波兰语发音。我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电影说的是英语、法语或意大利语。你可以想象,当柏格曼在荧幕上用一种没人听得的语言说话时,我们有多么惊讶!当时,每年寥寥几部电影并不足以说服波兰人民,波兰语适合在银幕上出现,从我们的观点而言,战后世界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便是波兰语电影在世界广为流传。
每部电影总需要有人来写对话。但一个专写对白或琢磨别人对白的人,并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称职的对白写作者是稀有动物。因为导演们总是想尽各种偏方来解决这个问题。假使剧本改编自文学作品。则对白通常是简单地将原著移植过来。问题出在,这样的对白适合阅读,但从银幕上听起来就显得不真实。有的导演将原著视若粪土,和演员们分赃般若粪土,和演员们分赃般地按照各自的才华及戏份将它重新写过。有的则仅提供演员们一些概括性的概念,要他们即席发挥。即兴演出的问题出在:对白往往沦为无意义、机械式的喃喃自语,像一群醉酒失去理智的人,无法推动情节进行,与影片的韵律节奏格格不入。
介于两者之间的极少数演员可以体认导演的意向,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质、与即将扮演的角色个性,将之有机融合于其临场蹦现的独立与对白中。一个成功的例证是丹尼尔.欧布利希斯基(DANIEL OLBRYCHSKI)在我的片子《桦木林》(BIRCHWOOD)中与女儿的对话。片子拍到一半时,丹尼尔已深深体会了自己的情况及角色的需要。加上他女儿根本不了解他在说什么而无法回答。他作了一篇光彩耀人的即兴式演说。
纵然如此,还是有一些对话无法用以上的方法演出。我想到以下这个例证:
警察:你今年几岁?
男孩:一百岁。
警察(抓着男孩):你今年几岁?
男孩:一百零一岁。
没有演员可以临场想到这么灵光一现的一幕。这需要\真正的作家——以上的例证正是出自《灰烬与钻石》编剧杰西.安德瑞斯基的手笔。
对白写作者往往为了追求对白的“自然”,而使它沦为无意义的杂音,成为影片之诸多声轨之一。他们总是尽力说服我们这些导演,那才是最复合乎潮流的写法,其他方式不值一顾。问题出在,大多数影片对白之所以似曾相似,是因为“质”的关系。导演在对白无法担负起推动整部影片前进的责任后,便只好推而求其次的和一大堆对话缠斗。顶多只能营造某些气氛罢了。如果是个成功的剧本,你可以把所有的叙述省略不读,只读对白本身就可以了(我建议任何打算走这条路的人在真正去做之前,可以先试试看)。
一个好剧本单凭对白就可以使你对这部电影的主题及场景有个清楚的概念了。
在经验中,舞台编剧写的剧本算是最好的了,但他们远是比不上那些由小说改编而来的剧本。我想原因在于,舞台剧的编剧,无论“自然”主义的倾向多浓厚,在写作时还是会受限于剧场本身的“行规”。传统剧场对舞台演出的要求及对白的紧密契合非常重视,因而剧作家可在一些较固定的规则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在一幕幕之外所谓“串场”的片段,对舞台剧并不是那么重要。比如,契珂夫的《三姊妹》如果在舞台演出时加上一段炮兵部队横越舞台的情况,可以更加衬托出三姊妹期待新生的心情吗?这样的一个“桥段”可能很讨好,但对整部戏的推展完全没用。舞台以对白激发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但电影必须将这些景象及气氛呈现在银幕上,因而需要更多的空间与时间。
秋日武汉观影之灰烬与钻石
绿妖
1945年5月8日,德国在废墟中宣布投降。波兰的某个城市,摆宴庆功重建和平。灰烬与钻石,如此显而易见:罪恶的战败国是灰烬,受害国是劫后重生的钻石。。。。。
可是影片的开始冷峻非常。在教堂外,马齐可两人伏击自苏联回国的党书记茨祖卡,有一青年被打中,跌跌撞撞跑到教堂门外,再无处逃、撞门、撞门,门不开,而机枪哒鞑靼哒触目惊心地打在身上燃起一蓬蓝火。他倒下,那扇冷漠的门在此时方才咿呀洞开。。。。。
死亡与救赎,如此悚然心惊。
接下来的叙述风平浪静。
原来马齐可他们杀错了人。茨祖卡出现在盛会之上,与马齐可住隔壁。最后一夜,仿佛战争于今夜结束,而今夜杀人仍是战争的必需与尾声,而明日,就可以得到一个崭新完美之国家,和平且安详-------讽刺的是,杀人者与被杀者都如是想。那么,谁是灰烬?
可是马齐可,他显然不是一个好战士------好战士以服从为天性,而不问为何如
此-----他爱上女招待,两人说好不谈爱情,天亮之后,却发现分别太苦,纠缠太深。
因为爱人,不愿杀人-----马齐可试图终止暗杀。
其实对暗杀的质疑从不曾放过马齐可。杀错人后,他开窗,看到被杀者的情人痛哭哀诉;他和恋人躲雨入教堂,身后、赫然又是那两具尸体-----死亡如心魔,紧紧纠缠,使他终于问上级:我们所做,是否真的有用?
这一问、有信仰者不屑问,无信仰者不用问。马齐可的痛苦在于他有心,有心、则苦。
--------上级面无表情地说:有什么区别吗?他点头,接受了命令和命运,与午夜杀人-----却知道自己不过是大时代洪炉里的余烬,无价值、无分量。
他还是开了枪。茨祖卡中枪后、高举双手、摇摇晃晃、走上来,一扑,竟然扑入马齐可怀中----马齐可的手、下意识抱住他,抱住一个身体,要如此之近血肉相贴时才能触知杀死的不是一种过程手段与目的,他只是一个人。想起剧中台词。警察抓到和马齐可同组织的抵抗分子、问:停战前你们做什么?答:杀德国人
问(嘲讽):停战后就杀自己人?答:那你们杀的是麻雀吗?一片笑声。可是在这一刻,仿佛我的怀中便是那个沉重庞大的身躯,而身后、烟花愉快明丽地升起,照亮天空、照亮我的仓皇逃窜----在生命之前在死亡之前在无边无际的灰烬之前。片尾,马齐可被警察开枪追捕。而这边,盛宴正酣,女招待也被拉去跳舞、是强壮活泼的波兰舞曲、象征祖国、强盛、和平与重生,个人的痛苦在其中微不足道。
镜头一转,场景是猎猎飞舞的白色床单,马齐可捂住胸口,一捂,就印出一个血印、在没有生命却可以随风飞舞的白布上;切,是城市的精英和重建之地,女招待的眼中,涌出了泪水-----钻石般闪亮,却脆弱易碎。
镜头默默地看着门,光线流泻进来仿佛那里就是光源是新生,仿佛、马齐可随时会走回来。。。。。。(我的趣味如此恶俗,竟然在这样的片子里期待爱情)。当然,,马齐可再没可能回来了,从他接受暗杀那一刻起。他大步地在垃圾堆上奔跑,直到吐出最后一口气、倒下、抽搐几下、不动。那么冷的视角,让我终究不知导演的感情在哪一方,又或者,这就是他想表达的:无论什么样的战争与杀人,最终都是生命灰烬的深谷。
只有镜头推进处那一颗泪,名唤钻石。